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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记忆”  

2012-02-08 21:49:05|  分类: 小风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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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2月2日《南方周末》。

此文写好后,正在修改。有人瞟了一眼:“四川人捍卫记忆。”

————————————

“捍卫记忆”

戴新伟

 

2011是辛亥百年,相关的纪念文章、书籍很多。给人的一个印象是,对这场革命不再只有唯一、单调、僵硬的讲述方式,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尤多基于还原的探讨。其中的一些细节论述,与手边读的书也不无映证,比如读了邱远猷先生对民元宪法的介绍,对民众之拥护新法一说,在《吴虞日记》里就有实例,雪洱之论四川保路运动,恰好在韩素音《伤残的树》(董乐山、孟军译,世纪文景20118月版)一书有当事人的叙述,虽然并不同调。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四川作家李劼人是韩素音父亲的同龄人,他的口述虽说是出于韩素音写自传的需要(主要是补充家族史),但也保留了一份保路运动个人史——是与文学笔法绝然不同的文本,相比他小说中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叙事,更为直接和真实。就像读了《吴虞日记》,便不会把他简化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不仅是日记包含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可以体会到成都这个辛亥革命的重要场域的文化政治气候,更重要的是呈现出了形成单调结论之前的多声部叙述。

相比细节的比较,史实的校正,散落在大历史角落的个人故事往往更耐人寻味。《吴虞日记》是本旧书,而韩素音的自传三部曲(《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也早在八十年代就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是因为辛亥这个话题才被归置到了一起阅读。这两个家庭的故事让我对百年前的成都有了更深的了解: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是四川第一代留学生,周家是郫县大族,周映彤回国之后是铁路工程师,他的妻子是比利时贵族;而吴虞则是新繁士绅,他的两个女儿在20年代初分别留学美国和法国,海外游踪与归国后的经历都可看出彼时女子的超迈行状。还记得当年读《无鸟的夏天》所受的震撼——就在你生活过的地方,有过如此繁复跌宕的人生,这种惊奇,大概是我们对历史充满疑问的原因之一。吴虞这两个女儿不过是他日记里的零碎记载,但即使这样零碎,也能扩展开对历史的认识,她们的故事或许并不比韩素音的差。可惜她们留下的资料太少,而对吴虞及其子女的研究似乎也不多,只见过唐振常先生的《章太炎吴虞论集》和冉云飞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两本书。如果有人再做细致的研究,或许会借此呈现出一个更为丰富的辛亥前后的成都来——当然也包括像吴虞女儿那样绝对“新青年”的女性故事。

尽管回忆录屡屡被指“局部麻醉”,比如前不久出版的学者龚祥瑞自传《盲人奥里翁》就被批评为简写了很重要的反右经历,但诚如韩素音所引西哲所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能够写下的文字记录,总是会为后来者提供多一种看法,即使《盲人奥里翁》会受到批评,但这份回忆录早年的经历,相当西化的笔法同样值得留意。除了知人论世,回忆录特别能唤起对相同地方生活过的人的感情。我没有在贵州生活过,但几年前读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对贵州的这个小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作者的先辈,正是从四川漂到贵州的。现在这本书重版,改名为《安顺旧事:一种城记》,同时还推出了同为贵州系列之一的《物之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8月版)。表面上看这写的是家人师友之间的物品故事,实质上是一个世纪以来世事人情的大沧桑。如果说《一个人的安顺》是从城市与人来写家族史,则《物之物语》的切口更小,零散的物件,故事松散地互相影响。写到的人物有张充和、鹤西、萧娴、陈恒安等大家,但更多的是作者的亲友,名气不大的文友,甚至是现实生活中默默无闻的人——像《一份遗嘱》所写的老太太何菊仙,但只要读过她的故事,谁又能忘得了?这同样是一个生于世纪初、特立独行的女人的故事。

生活在新疆阿勒泰的作家李娟,以《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为人所知,而我最先留意她作品的,是偶尔飘出的四川话——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像四川话的四川话。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方言隐约有某种祖籍的归依,而一旦见识到流亡的经历,书写也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李娟的新书《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0月版)里,再次见到了外婆、妈妈这些故事丰富的人物。写散文的人这么多,李娟的作品为什么会比较少抒情和文学腔调,这么特别,大概跟其中心人物外婆、妈妈有关,她们使用的语言、经历的故事、看待人事的眼观都比较“神”,无形之中冲淡了某种文学的使命感,而形成了一种自己的叙述语言。只是这本书所收的,是作者贴在网上论坛“在线的一时之作”,所以难免有些粗砾,但倾诉的愿望非常明显,可以说是另一种“捍卫记忆”——蓝英年先生翻译了苏联女作家利季娅作品集《捍卫记忆》(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9月版),译序《记忆是无法铲除的》,介绍这位见证了苏联大清洗年代的女作家,如何不屈服于权力,不为谎言所动,坚持把参加的任何会上的发言记下来,还忠实地记录了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交往。书中写到的女记者弗丽达,曾全程记录了审判布罗茨基的经过,然后告知世人。当法庭问布罗茨基最喜欢的诗人,布罗茨基回答是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如果他回答马雅可夫斯基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可能完全不同了”。相类比的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的作家故事,也可能完全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记录便是文学,比如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所说的,写下的就是永恒。在辛亥百年的结尾,韩寒的几篇博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青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11月版)一书收录的也是博文,有人对这种把博文收拾成书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但无论形式怎样,这些文章记录了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也许在未来就叫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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