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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动人的细节  

2010-05-24 17:45:18|  分类: 约等于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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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独立阅读报告

 

如此动人的细节

戴新伟

 

读《中华读书报》2010224的《分家在一九七八》,颇觉有趣。作者杨勇军详细描述了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成立的经过——从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古籍编辑室独立出来,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这篇文章从上古的第一任社长李俊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宋原放自北京领命归来在上海火车站分手开始写起,第二段有云:

“挎包一点儿也不重,里面只有几份文件和换洗的衣服。可是李俊民紧紧抓包的姿势,竟然引起了车站几个小偷的注意,他们偷偷尾随其后,但是不久,他们都绝望地停止了脚步,因为包被抓得太紧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李俊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对他来说,里面的文件比什么都宝贵。”

这是大事件中的小细节,足以为文章增辉。但稍一留意,文章第一句却是:

19771230日,上海火车站一列到站的京沪列车上,下来两个人。”

就是说,本文作者不大可能是秘书之类的随行者;除了李俊民,另一位已经告别了,小偷尾随、到绝望地未得手而当事人李俊民“浑然不觉”,那么,对“发生的”这一切,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呢?三十三年前的上海街头,应该没有天眼吧?

这个值得怀疑的细节,让人连带对后面上古开会的场景也要怀疑起来:

“编辑们散去后的办公室虽然不在烟雾弥漫,可是开着的窗户又传进来鞭炮响过之后的火药味道。”

哪怕作者即是“编辑们”之一,既已散去,则只能去闻大街上的火药味道了。

读报时正好在看葛兆光先生的随笔集《无风周行》(上海书店20077月版),其中有一篇《鉏心事凭谁知?》,说的是历史上那位为赵盾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而撞树自尽的杀手鉏,这位杀手都死了,他那番剧烈的心理活动太史公是如何得知的?对此,葛先生的解释是:文学想像常常羼入历史,有时候它还充当并建构着真实的历史,你不必把历史学家的记载当金科玉律,他们也有感情好恶,也有固执偏见,更不消说在那个文史还没有分家的左丘明和司马迁的时代,历史真实和文学想像常常可以在一部书中和平共处P96-97)。《分家在一九七八》的“文学想像”细节自然不能怪到左、马头上去,要为历史事件增添动人的细节其实并不困难,火车站的两位乘客,李俊民和宋原放你可以去寻访(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参与会议的编辑亦然。这些人讲的细节哪怕没有“绝望的小偷”出彩,但好歹真实。这样想当然的报告文学描述对于今天做“出版史”研究而言,未免太老套。如果只凭借一些材料,而不去寻访当事人,细节难免就只好拜托给文学笔法了。最近读小说家林斤澜回忆汪曾祺的《纪终年》一文(载《流火流年》一书),其中有谓:

“有时候,曾祺沏一杯绿茶,坐在已画未画纸团纸卷中间沙发上,好像那张沙发倒是后来挤进去来的;点烟,直眼,烟灰寸长自落。伸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摸稿纸,竟也能摸到钢笔。以后一气呵成,出来一篇小说。小说也越写越短。”P25

此说如果出自汪曾祺家人之口,还颇可信。出自另一位小说家之口,就只能说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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